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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情怀
——记旬阳县双河镇民间艺术传承人刘仁义
一、大山中的民歌演唱队
旬阳县双河古镇地处秦岭东南余脉之腹地，自古为通往关中商道重要关口之一。淳朴、敦实的民风滋养了雄浑厚重的乡土文化，南来北往的过客带入了他乡艺术情调。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竟开出了不朽的民间艺术之花。
今天，大凡熟悉旬阳双河这个地方的人，大多知道这里有个民歌演唱队。这个队伍常由四人组成：一个指挥，一个歌手，还有两个表演者。别看这个小小的演唱队，名气可大呢：邻省邻县，四镇八乡都是他们的“势力范围”，而且不是走村串户的扎耍班子，是被人重金聘请的“表演艺术团”。他们经营的场所主要是红白喜事，也组织一些地方公益性的节日、集会或庆典活动演出。表演形式非常丰富：什么花鼓小调、各类乐器、小品戏曲、灯会社火、民间歌舞……五花八门，各尽其妙。
2007年，旬阳县举办“动感乡村”农民艺术节。这个声乐队代表双河镇参赛，一举夺魁，惊动全县，被县电视台采访并制成专访节目播出。这个乐队的发起人、领导者就是旬阳县民间文化重要传承人之一——刘仁义先生。
刘仁义名气虽大，但若是不认识他的人，根本想像不到他是一个再也朴实不过的山里汉子。山一样的汉子，山一样的情怀，刘仁义在山里生，山里长，大山给了他艺术的源泉，大山赐予他非凡的灵性。也正是在这大山深处，他以自己全部的生命热情踏出了一条人迹罕至的民间艺术之路。
二、扎根的种子在萌发
刘仁义于1951年出生在双河镇（当时叫区）的一个普通农民家中。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农民生活还十分贫困，加上后来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左”倾路线的影响，刘仁义与当时中国农村同龄人一样，在饥饿和劳苦中渡过了他本该灿烂幸福的幼年、童年和少年。也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他的内心深处埋下了一颗艺术的种子，而且在那饱经风雨的环境中生根萌发。
刘仁义同志的祖父是个放牛的农民。刘仁义从记事起就跟着上山放牛的爷爷玩耍。牛儿在山野吃草，他听爷爷唱山歌。记忆最深刻的是当地最流行的曲艺小调“三伯访友”（开头一段是“锣鼓颤筛筛，闲言都丢开，听唱一本祝英台，三伯访友来。”歌谱已收入旬阳地方民歌集）。幼年的他竟然听着入了迷，缠着爷爷教。试教几句竟然挺有几分韵味，这让爷爷大感惊奇。可是深受传统思想影响的爷爷并不支持他，因为在老人观念中，学唱歌是最没出息人的行当，常拿“鸡唱歌要下蛋，人唱歌要饿饭”的话训导他。老人想：反正是新社会了，好好念书总会有出息。童年的他就这样背起书包进了学堂。 当时的农村小学多为半日制，学的东西又少，所以学生大半天时间都在家中。由于农村普遍困难，上学的孩子放学回家不是干家务便是跟大人下地干农活。人民公社化的农村劳动别有一番情趣：上工放工喊号子，中间休息对山歌；干活时，男男女女几十个，排成一字长蛇阵，说说笑笑，唱歌嬉闹，一半是干活，一半是民间才艺交流表演。八九岁的刘仁义夹在大人中间插不上言，只有羡慕的份。他从小爱好唱歌，记性强，悟性好，听到的调子大部分能记在心中。这放学回家的劳动，竟成了他的校外音乐课堂。
对于音乐的特别爱好，使他成为学校的歌迷：学校成立宣传队，他是积极分子；最有趣的是，看见音乐老师拉二胡好听，他就学做二胡。打死一条乌梢蛇，剥皮晾干，蒙在竹筒上，以山竹做柱做弓，以丝线为弦，居然还能拉响。声音特别粗浊，但还能成调，引得全校同学纷纷仿效（当时学生没有什么玩具，只当做玩具）。可惜那时的学校谈不上什么“素质教育”，老师竟把他当做“贪玩厌学、不务正业”的靶子，进行严厉批评，并且没收了“二胡”。他为这还挨了父亲的打。谁知他居然不甘心，发现当时大队部文化室有一把正宗京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都有）挂在离窗两米多远的墙上，而窗户不高，正位于上学路边。于是他乘人不备用竹竿挑下，拆成小件用衣服包回家，重新组装后藏在山上树丛中，有空便去拉着玩。不久还是被人发现，东西还了不说，还被开会批斗。
这一次父亲没有打他，可能发现了他特殊的天份。开明的父亲让他在上完小学后（13岁）回家跟自己学劁猪。通过走乡串户，接触、结识一些老民间艺人，开始了拜师学艺的人生历程。当年种下的那枚种子已然破土而出，正待茁壮成长。
“物换星移几度秋”，转眼四年过去了。四年中，刘仁义随父走遍了陕鄂交界的山山水水，学会了两省（陕西、湖北）三县（旬阳、白河、郧西、镇安）的许多民间山歌小调；初步学会二胡、唢呐等乐器演奏；凭借童年学习打下的功底和天生的爱好，自学了简谱。这为以后的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军营大学
1966年，一场动乱开始席卷全国大地。在江青的“批判修正主义、清除牛鬼蛇神”的口号下，民间艺术多被当作“封资修”遭到空前浩劫：各种花鼓、道情之类的民歌销声匿迹；吹个琐呐也都战战兢兢……时年十五岁的刘仁义不得不暂罢民间歌曲的收集，转而学唱革命歌曲，参加路线宣传队巡回演出。此期间他又接触了不少民间艺人，偷偷地学了一些从未学到的技艺；二胡技艺也不断精进。谁料想历史又为他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发展契机。
1968年，刚满17岁的刘仁义响应祖国的号召，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刚进部队不久，他的艺术天赋及才华便脱颖而出，受到军区首长的赏识，被直接分配到军区文工团工作。这对他的艺术生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后来把这几年的时间称为“军营大学”。
“军营大学”一呆就是整整五年。这五年是刘仁义现代音乐技能形成并日渐成熟的关键时期。他不仅系统学习了简谱知识，而且还掌握了线谱。当时的吹、拉、弹、唱各类乐器他样样都学。他如饥似渴地消化着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养料，恨不能把他们全部吞进腹中。他向歌唱家、艺术表演家、音乐怪才、奇才们虚心请教，甚至跟一些练过武功的演员学习现代京剧的武生基本套路（如前后空翻、鲤鱼打挺，扫荡腿等）。文艺兵也有专业，他被分到管乐队吹小号。可贵的是他并不满足于专业的限制，见啥就学，勤学好问。尤其是三十二分音符的谱法和板胡笛子的演奏达到了一般人无法企及的境界。此外，他还接触到现代京剧，初步打下了一些京剧的功底。
“军营大学”的刻苦学习和严格训练，使他养成了一种可贵的艺术习惯和严谨的艺术理念，那就是高标准严要求，脚踏实地，一丝不苟，决不容许有任何亵渎艺术和欺哄大众的行为。也正是如此，今天他的民歌演唱队赢得了群众的好评，大众的信赖，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四、风雨中的历练
1973年，二十二岁的刘仁义退伍回乡。家乡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热火朝天，革命样板戏占据了整个文艺界的一切舞台。为政治宣传的需要，各大队（现在的村）建立文化室，排练一些小型的杂艺表演，如表演唱、相声、快板、革命老歌（如《军民大生产》）演唱、三句半等，在各公社（现在的乡镇）的农田水利建设工地上巡回演出，内容只限于“学大寨”、“批林批孔”等政治宣传方面。刘仁义在入伍前后文艺才能已小有名气，当然成了大队文化室的“台柱子”。但他不只满足于这一点，他觉得过去所积累的那些民间原生态文化艺术是国宝，丢了可惜。于是他顶着被“扣帽子”的风险，又开始了求师学艺和收集整理工作。他得知光明大队（村）朱声发和三岔河脑丁茂顺二人的唢呐演奏有绝活，便登门求教，并把那些经典的曲谱曲调用自己学习的简谱知识记录下来，很快掌握了奥妙。后来他干脆以自己的劁猪手艺为名退出文化室，进了公社综合厂，为生产队（村组）“闹富业”。名为“闹富业”，实为寻找机会云游四方寻师学艺。两年来，他的足迹遍及北起湖北郧西，南抵棕溪武王，西达镇安茅坪，东至尖山、白河等地区。他结识了很多民间艺人，收集了更多的民间文化。有名可点的有：棕溪皮影班签手李兴德、掌鼓郭正荣，泥沟口的佘召朋；他还向关口的王友志学过道情及皮影戏演技；向泥沟一个老太太（记不清名字）学习彩船技法，民间花鼓小调（如余梅荣害病，王梦财坐监等）；向三岔河吴运华学过许多已经失传的唢呐曲调……他把功夫用在了这上面，“富业”也就闹得不咋样了。劳动日没挣到，分不到口粮，还挨了批斗。这使他第一次尝到了惨痛代价的滋味——结发妻子离开了他。然而他没有灰心，为了心中的那份挚爱，他已经义无反顾。
五、“山重水复”与“柳暗花明”。
1976年．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具有重大影响的一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四人帮”的倒台，这无疑是我国民间文艺熬过漫漫严冬，迎来了勃勃生机的春天。随着文化专制禁锢的打破，一些民间艺术如花鼓、道情、山歌等，从厚重的民间沃土中脱笼而出。大好机会岂容错过？刘仁义再也不用找个什么借口“一打秋风二拜年”地偷学剽学了，只要有人会唱，他就拜师学艺，真正到了不耻下问的地步。本村朱良成为讨他酒喝，故意学一些稀奇古怪的歌谣来引诱他，他居然甘心“上当”，请到家中一句句地录谱子；邻村一个姓王的姑娘会唱《十八摸》，一个叫陈道荣的姑娘会唱《十恨》，他不怕嫌言亲自求教学会（他当时也重新成家，妻子贤惠，通情达理，是事业的贤内助）；他还专门到龙家学习“八岔子”和“倒贴”；对他花鼓调影响最大的还有水洞村的金术义老人（已故）……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和整理，他俨然成了十里八乡远近闻名的民间艺术大师，求师拜艺者也慕名而来。
八十年代初，农村经济有了好转，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于是对于精神文化的需求也显得迫切起来：节日搞联欢，正月闹花灯也渐渐兴起，就连办丧事也要请会吹拉弹唱的热闹一番（当地叫“席房”）。这些当然少不了他。从八十年代的双河区到现在的双河镇，这里前后共举办了十余场灯会，每场他都是重要角色。其中有四次是他发起、组织和主办的，受到了当地政府和群众的赞扬。当然也有小肚鸡肠的人说他闲话的，不过他全不在乎，他只是为了事业，为了心中的挚爱尽力拼打。当时有不少青少年要跟他学艺，他们多数是想学得一门吃饭的手艺，还有一些纯粹凑热闹，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不过他挺热心。看看人多了，就干脆于1984年办起了一个民间艺术训练班，场地就在自己的家院，公开招收学员，不收学费，但吃住自理（交粮油及伙食费）。消息一出，一下子来了二三十个。不过这些人资质差异大，很多人根本没有艺术细胞，所以人数不断减少，加之经济方面的问题，最后坚持下来的有十五六个人。他原想根据这些人的所长，办成一个有组织的地方戏班子。终究因为经济不支，人心不齐，加上缺乏应有设备和经验，半年以后宣布解散。不过这些人大部分都学到了一两门才艺，现在有几个还在跟他“抢饭碗”呢！
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的发展，思想观念的变化可谓日新月异。传统文化虽然一度复兴，终遭现代生活的种种挑战：电声乐器、音响的登台，家庭影院的普及，流行乐曲的泛滥，无疑是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大有取而代之之势。老一辈艺人纷纷谢世，新一代青年沉醉于时尚，弄得刘仁义“门前冷落车马稀”，连想找个徒弟和帮手都很困难了。但刘仁义不愧为大师，他感到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流行乐曲也只能流行一时，它永远不具备千百年来流传不息的传统文艺那种恒久的生命力，其地位是永远也代替不了的。于是他留心于各种新潮艺术。通过分析比较，他认为：原生态的民间文化要继续传承发展，就必须与时俱进，与时代接轨，与现代社会融合；如果把传统的形式加上现代的内容再引进高科技设备，那么传统的民间文化不仅会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而且将发展繁荣，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濒临失传的民间技艺也将得到延续和拯救。这一灵感得力于原双河供销社职工陈兴隆逝世时，他的儿女在河南请来一个电声乐队代替了当地的“土席房”这件事。刘仁义当时去吊丧，观看了那场精彩的表演。乐队仅四人，分工明确，人人身怀绝技，清一色的现代化电声乐器，吹拉弹唱声情并茂，内容全是地方乐调。宾朋看得如痴如醉，把一场丧事的气氛推向了极致。这在双河地区可谓是亘古未见的场景，社会影响极为深远。
那一夜刘仁义失眠了，他眼前一直重复着那个场面，满脑子都是电声乐队的表演和声调。他不得不承认现代设备的优势，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落后与闭塞。不过他更多地想到的是，凭自己的天赋和功底，凭自己的不懈追求，凭自己的社会影响，再加上本地的民间艺术资源，创办这样一个电声乐队根本不是什么难事，只是自己从未想到这方面而已。于是他牙一咬，心一横，披衣下床，打开电灯在写字台前起草创业规划。
六、打出一片新天地。
2002年，五十多岁的刘仁义毅然启动了“开辟新纪元”的宏伟计划。他拿出了自己多年来的积蓄，还贷了一笔款，买回了电子琴、架子鼓、功放及音箱等声乐队所需的全套设备。首先自己亲自学琴，拜青年教师李忠宝为师，日日夜夜，废寝忘食地苦练指法，苦记音符音阶。凭着他深厚的音乐功底和超人的悟性，加上他虚心求教，勤学苦练的精神，他竟奇迹般地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熟练掌握了电子琴演奏技术，而且还教会了自己九岁的孙子，说起来真令人难以置信。全套音响的线路连接是比较复杂的，这对于从未接触过电学知识的他，无疑是一道技术难题。但他想：总不会比电子琴还难学吧！他找到街上的电器修理师傅求教，还请师傅亲自为他做示范。心灵手巧的他不到半天就把这项技术难题搞定了。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用在他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相对来说打架子鼓就容易多了。说来可笑，他是在电视中学习的。一来自己会打大鼓、小鼓、脚鼓、腰鼓（在部队学的），二来他天生的悟性使他认为打架子鼓应当万变不离其宗，基本技法与其他鼓相似，主要技巧在于配合。结果在电视上看了两回，真是一点即通，自己摸索着练，请人指点过两次，居然很快得心应手。最有趣的是他还教会了几个亲友的子女。他有个14岁的外甥女，当时在上初中，05年正月里在他那儿学会了打架子鼓，几天后就去红军赶堂会凑数。主人家从县城请来专业摄影师。摄影师看了他外甥女打的架子鼓大为赞叹，评价她的技巧不亚于文化馆的专业演奏师。他本想留下外甥女参加乐队，又怕耽误孩子前途，便托人为孩子在西安联系了艺术学校，去学习深造了。
办电声乐队除了技术难题，就是人力资源。他有个弟弟会吹唢呐（也是他教的），算是一名队员；孙子在上学，不能常随乐队演出，算半个；当地有个妇女歌唱能力很强，且精通传统和现代各类歌曲，他便聘请为主要歌唱队员；加上他自己，一来二去总算凑齐了一班人（三个半人）。渐渐地可以接单出演，正常运作了。远远近近很快知道有这么个民间电声民歌演唱队，于是大大小小红白喜事都纷纷请他们登门演出，有时简直应接不暇。因为出演的场合大多数是丧事，人们称之为“治丧委员会”。请的人越来越远，出的价越来越高，要求的“摊场”（即规模）也越来越大，新的问题也就摆在了面前：老是这么几个人，都是单调的吹打弹唱，时间长了是无法满足群众要求的。于是他又向新的领域发起了冲击。
刘仁义本人就是出色的编剧、导演、伴奏师和演员。于是他开始尝试着把舞蹈小品、魔术快板、对唱对歌、二人转等地方杂艺表演项目列入声乐队“经营范围”，平时编导排练，一有场合，根据主人要求和摊场大小安排节目项目，调动人力。这样一来，原有的三四个人就紧张了，时常还得聘请几个有各方面表演特长的人作为“预备队”，而且要预先排练；这样一来他就忙坏了，又是找人，又是编剧，又是导演，还亲自上场表演。如今他的民歌事业可谓如火如荼，蒸蒸日上，使这位年过半百的汉子感到无比欣慰。
刘仁义成功了，他的成功来自他对民间艺术的追求、对传统文化的挚爱，他的汗水没有白流，他的不懈追求精神赢得了当地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为了弘扬传统文化，充分挖掘原生态民间艺术，建设和谐动感乡村，2008年刘仁义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组织下，由他牵头成立了社区民歌演唱自乐班，有了这个组织，刘仁义更是信心百倍，一方面积极参与当地政府组织的文化活动，一方面收徒传艺，农闲时节他还经常深入到周边乡村，与民歌爱好者交流技艺，为他收集挖掘原生态民歌集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远近慕名前来拜他为师者达五、六十人。
在他的影响下，玩牌、扯皮、闲散的人少了，参与公益性活动的人多了，中老年秧歌队也扭了起来，无论是炊烟袅袅的清晨，还是夕阳渐下的黄昏，你都会看到三五一群的男女老少，漫步在广场或桥边，嘴里哼着旋律优美的民歌，让人觉得生活的无限美好，感到社会和谐新风扑面而来。
七、万紫千红总是春
民歌艺术没有止境，博大精深的民间音乐艺术伴随着中华民族奋斗不息的脚步而传承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文明旅程，是祖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块瑰宝。刘仁义是时代的幸运儿，他在地方民间艺术圈子里摸爬滚打了四十多年，风风雨雨的日子把它打造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艺术家、民间民歌传承人。这些说法毫不夸张：他会小号、笙、笛子、二胡、唢呐及电子琴等多类乐器的演奏，而且还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他会几十种山歌、道情、花鼓等民间小调；他记录了数百首民歌歌词、数十种曲调；他掌握了双河及周边地区绝大多数濒临失传的原生态民间艺术精品……拿他的话说“几天几夜都说不完”。但这些宝贵的艺术财富要想到发扬光大，离不开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离不开社会方方面面的理解帮助，目前还需做大量的细致工作，将这些民间艺术资料收集整理成册，真正的打造出地方民族文化精品品牌。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总是春”。我们相信刘仁义先生在他不懈追求民歌艺术的道路上，一定会得到更多的理解、支持和帮助，一定会创造出一片更为广阔的天空。我们衷心祝福：愿他生命之树长青不老，愿他艺术之花永不凋谢。大山的儿子啊，你将与大山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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